《关于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一文印发不久，常务副市长朱寿林便查询分发的范围，特别关心曾否发扬州市，并交代不要再扩散。他对文章的内容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这份材料当时分发的范围很小，除市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外，发给了省级机关的十几位领导同志：包厚昌、汪海粟、陈克天、柳林、田蓝田、杜文伯、高黎光、郁冠、朱通华、梁浩群、顾定祥、何仁华、莫珊、陆荫等。莫珊阅后“很感兴趣”，认为该文提出的设想是“颇有战略眼光的”，但“因牵涉到敏感的区域建制，需要得到各方支持才行”。他在1988年11月19日来信中说：“我意可以民间、半官方，推动到官方（主要是扬州市）。能否由泰州市政协、经济研究中心牵头，通过邀请省市政协、经研中心、学术团体代表，以研究泰州市发展规划的题目进行酝酿，或者借泰州解放40周年也即是泰州建市40周年之际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邀一些在泰州市工作过的老同志和支持泰州市工作的同志聚会商讨。究以何种形式为宜，请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

这期间，省政府曾派出由省体改委牵头，有省政府办公厅、省计经委、省民政厅派员参加的调查组，来泰调查有关行政区划的问题，组长是徐觉副主任。市里临时确定要李强副市长负责接待。徐觉曾问：“你们说朱书记和朱市长都不在家，我刚才在餐厅里见到的那不是你们的书记么？”第二天汇报、座谈，市体改委主任谢光按政府办准备的材料将泰州市的情况回报后，李强介绍说：“程起瑞同志准备了一个意见，下边请他讲”。李不知道朱克昌书记和朱爱群市长已派驾驶员胥建军特地赶来传达了指示：关于三泰联合建市的方案不要往外讲。但是李副市长说已准备了意见，当时我又不好讲，于是在发言时仅从理论上一般阐述了“行政区划必须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这个观点，没有讲具体的设想，正好已到午饭时间，我便刹住了话题，下午没有再发言。民政厅的沈秉钧副处长和体改委的陈处长都表示，他们赞同我上午讲的观点，但感到话好象还没有讲完，希望听听具体的建议。晚饭后，沈处长邀我到他房间去聊聊，我便较详细地谈了个人的一些想法。沈处长说，他们这次出发之前，省里有关的几个部门曾商量过，也提出了几个方案，但都不太具体，希望我们能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办公厅的李处长见到我时，则讲了一番颇有感慨的话，他说：“这次调查组是顾省长亲自派的，调查组的人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来时特地给扬州打了招呼，不要他们派人陪同，以后再专门去扬听他们的意见，就是为的让你们畅所欲言。过去省里不考虑你们的问题，黄扬那么积极；现在省里主动来研究解决泰州问题，你们倒反而表现得很冷淡，实在不可理解。”遗憾的是，1989年4月顾秀莲便调离了江苏，这次调查未能取得成果。

因为有了以上这段经历，鉴于当时市里主要领导人的态度，所以对莫珊同志来信讲的几点意见，便没有再向书记和市长反映。

后来，我接受了倪华根同志的建议，将《关于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一文不用“红头纸”重新打印，作为学术论文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了交流。

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反应是不一致的，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赞成的同志认为，“三泰”联合建市的方案有“特色”，“若得以实施，则起码可为江苏省内的行政区划调整打下一个突破口”。高港港务局的同志也是明确表示赞同的，因为高港、口岸地区的人民一直盼望划归泰州，而泰兴又舍不得割去这一块“肥肉”，“三泰”合一建市之后，这块地方就不存在“你的”、“我的”之争，不仅有利于加快沿江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港口的依托也有了归宿。高港港务局局长陈乐在省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港口发展问题的研讨会上，曾公开提出建立“三泰市”的建议。1989年春，我和倪华根去泰兴拜访县委副书记顾鸿林，谈到高港时，他说：“搞联合开发可以，要想划这块地盘，泰兴人民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划调整的难度。有人说，“削平山头，泰州人民也不会同意”。但是在社会上很少这样的反应，在浴室、茶馆里，或是在晨练的人群中，一度谈论得较多的是“马上要建立三泰市了”，情绪是兴奋的，而不是沮丧的。正好在那个时候，泰兴啤酒厂打出了“三泰啤酒”的新品牌，传闻似乎有了佐证，“三泰市”也变得“煞有介事”了，一时间沸沸扬扬。在市一级领导人中，流露出来的却是：“这么一来，市长不都成了区长了？！”据我了解，当时无论在泰州还是在泰兴，比较多的人关心的是将来的中心城市设在哪里。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沿江地区也有人从统一开发江阴水道及其港口出发，建议兴建长江下游的“武汉三镇”。据说，江阴、张家港和靖江在酝酿组建“三江市”。为了了解上级主管部门对组建“三泰市”和“三江市”的看法，市民政局局长魏华玲陪我专程去了一趟省民政厅，有机会认识了主管区划工作的夏如山处长。他首先感到奇怪的是：“有关行政区划问题，别的县、市都是书记或县、市长出来跑，你们怎么是经济研究中心出面？”于是他也就只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与我谈谈他个人的看法。从谈话中得到证实，确实有关于组建“三江市”的建议，但夏处长未作评论，他只是说，“三泰”联合建立“三泰市”，将来也许有这种可能，但近期还不太现实，因为这个地区城镇的发展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提出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只是从这一地区的特点出发，探索进一步解决行政区划不合理状况的途径，并没有认定这一方案的想法。再说，组合式城市在全国并不多见，人们往往习惯于按一种模式办事，要创新是不容易的。其实，这种模式并非我杜撰，山东淄博就是一个组合式的城市。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据本地区的具体特点，把一些相对独立而联系密切的城镇组成一个行政上统一管理的城市呢？据说，贵州六盘水也是一组合式城市。市规划办副主任袁慰侪曾与我商量准备出去作一次专题考察，可惜未能实现这一计划。

1989年夏，省委党校20多位教研人员在校委委员、副教育长李真教授的带领下，在泰州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研究，后来他们将我的一些观点也写进了考察报告，但总的设想改成了“三泰一兴一港合一建市”（即泰州、泰兴、泰县、兴化、高港合并，联合建立一个新市），撤销原有县市建制，设立若干个县级区。（详见胡福明、李真主编的《古郡新篇》）这已经不是我们的原意了。原来设想，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若能付诸实施，则兴化和靖江可划由“三泰市”代管。“三泰一兴一靖”仍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

《关于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一文印发不久，常务副市长朱寿林便查询分发的范围，特别关心曾否发扬州市，并交代不要再扩散。他对文章的内容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这份材料当时分发的范围很小，除市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外，发给了省级机关的十几位领导同志：包厚昌、汪海粟、陈克天、柳林、田蓝田、杜文伯、高黎光、郁冠、朱通华、梁浩群、顾定祥、何仁华、莫珊、陆荫等。莫珊阅后“很感兴趣”，认为该文提出的设想是“颇有战略眼光的”，但“因牵涉到敏感的区域建制，需要得到各方支持才行”。他在1988年11月19日来信中说：“我意可以民间、半官方，推动到官方（主要是扬州市）。能否由泰州市政协、经济研究中心牵头，通过邀请省市政协、经研中心、学术团体代表，以研究泰州市发展规划的题目进行酝酿，或者借泰州解放40周年也即是泰州建市40周年之际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邀一些在泰州市工作过的老同志和支持泰州市工作的同志聚会商讨。究以何种形式为宜，请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

这期间，省政府曾派出由省体改委牵头，有省政府办公厅、省计经委、省民政厅派员参加的调查组，来泰调查有关行政区划的问题，组长是徐觉副主任。市里临时确定要李强副市长负责接待。徐觉曾问：“你们说朱书记和朱市长都不在家，我刚才在餐厅里见到的那不是你们的书记么？”第二天汇报、座谈，市体改委主任谢光按政府办准备的材料将泰州市的情况回报后，李强介绍说：“程起瑞同志准备了一个意见，下边请他讲”。李不知道朱克昌书记和朱爱群市长已派驾驶员胥建军特地赶来传达了指示：关于三泰联合建市的方案不要往外讲。但是李副市长说已准备了意见，当时我又不好讲，于是在发言时仅从理论上一般阐述了“行政区划必须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这个观点，没有讲具体的设想，正好已到午饭时间，我便刹住了话题，下午没有再发言。民政厅的沈秉钧副处长和体改委的陈处长都表示，他们赞同我上午讲的观点，但感到话好象还没有讲完，希望听听具体的建议。晚饭后，沈处长邀我到他房间去聊聊，我便较详细地谈了个人的一些想法。沈处长说，他们这次出发之前，省里有关的几个部门曾商量过，也提出了几个方案，但都不太具体，希望我们能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办公厅的李处长见到我时，则讲了一番颇有感慨的话，他说：“这次调查组是顾省长亲自派的，调查组的人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来时特地给扬州打了招呼，不要他们派人陪同，以后再专门去扬听他们的意见，就是为的让你们畅所欲言。过去省里不考虑你们的问题，黄扬那么积极；现在省里主动来研究解决泰州问题，你们倒反而表现得很冷淡，实在不可理解。”遗憾的是，1989年4月顾秀莲便调离了江苏，这次调查未能取得成果。

因为有了以上这段经历，鉴于当时市里主要领导人的态度，所以对莫珊同志来信讲的几点意见，便没有再向书记和市长反映。

后来，我接受了倪华根同志的建议，将《关于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一文不用“红头纸”重新打印，作为学术论文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了交流。

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反应是不一致的，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赞成的同志认为，“三泰”联合建市的方案有“特色”，“若得以实施，则起码可为江苏省内的行政区划调整打下一个突破口”。高港港务局的同志也是明确表示赞同的，因为高港、口岸地区的人民一直盼望划归泰州，而泰兴又舍不得割去这一块“肥肉”，“三泰”合一建市之后，这块地方就不存在“你的”、“我的”之争，不仅有利于加快沿江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港口的依托也有了归宿。高港港务局局长陈乐在省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港口发展问题的研讨会上，曾公开提出建立“三泰市”的建议。1989年春，我和倪华根去泰兴拜访县委副书记顾鸿林，谈到高港时，他说：“搞联合开发可以，要想划这块地盘，泰兴人民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划调整的难度。有人说，“削平山头，泰州人民也不会同意”。但是在社会上很少这样的反应，在浴室、茶馆里，或是在晨练的人群中，一度谈论得较多的是“马上要建立三泰市了”，情绪是兴奋的，而不是沮丧的。正好在那个时候，泰兴啤酒厂打出了“三泰啤酒”的新品牌，传闻似乎有了佐证，“三泰市”也变得“煞有介事”了，一时间沸沸扬扬。在市一级领导人中，流露出来的却是：“这么一来，市长不都成了区长了？！”据我了解，当时无论在泰州还是在泰兴，比较多的人关心的是将来的中心城市设在哪里。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沿江地区也有人从统一开发江阴水道及其港口出发，建议兴建长江下游的“武汉三镇”。据说，江阴、张家港和靖江在酝酿组建“三江市”。为了了解上级主管部门对组建“三泰市”和“三江市”的看法，市民政局局长魏华玲陪我专程去了一趟省民政厅，有机会认识了主管区划工作的夏如山处长。他首先感到奇怪的是：“有关行政区划问题，别的县、市都是书记或县、市长出来跑，你们怎么是经济研究中心出面？”于是他也就只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与我谈谈他个人的看法。从谈话中得到证实，确实有关于组建“三江市”的建议，但夏处长未作评论，他只是说，“三泰”联合建立“三泰市”，将来也许有这种可能，但近期还不太现实，因为这个地区城镇的发展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提出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只是从这一地区的特点出发，探索进一步解决行政区划不合理状况的途径，并没有认定这一方案的想法。再说，组合式城市在全国并不多见，人们往往习惯于按一种模式办事，要创新是不容易的。其实，这种模式并非我杜撰，山东淄博就是一个组合式的城市。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据本地区的具体特点，把一些相对独立而联系密切的城镇组成一个行政上统一管理的城市呢？据说，贵州六盘水也是一组合式城市。市规划办副主任袁慰侪曾与我商量准备出去作一次专题考察，可惜未能实现这一计划。

1989年夏，省委党校20多位教研人员在校委委员、副教育长李真教授的带领下，在泰州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研究，后来他们将我的一些观点也写进了考察报告，但总的设想改成了“三泰一兴一港合一建市”（即泰州、泰兴、泰县、兴化、高港合并，联合建立一个新市），撤销原有县市建制，设立若干个县级区。（详见胡福明、李真主编的《古郡新篇》）这已经不是我们的原意了。原来设想，在“三泰”基础上建市的设想若能付诸实施，则兴化和靖江可划由“三泰市”代管。“三泰一兴一靖”仍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